两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

        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的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