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右铭自小父母双亡，家境很苦，由叔父抚养栽培上了中学。1927年，初中毕业就孤身南渡新加坡谋生。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连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困难，他只好去吉隆坡，投奔一位远房族亲，在店里做管账、书记、杂役等工作。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商业不景气，工厂倒闭，大、小企业都在裁员。庄右铭以此做为离店求学的好时机。

 1931年，他回国入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两年后转中国公学部深造，功读政治经济学。当时，世界经济恐慌还未结束，国民政府搞币制改革，白银收归国有，使国民经济生活出现许多问题，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紧张状态，这些问题引起庄右铭的关注。在著名教授朱斯煌的指导下，他撰写题为《各国货币战争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论文得到同行专家学者的赞赏。

 1935年，教育部举行全国大学成绩甄别考试，庄右铭参加政治经济专业考试，名列大学四年级第一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签发了证书。

 30年代的上海，人才荟萃，学术思想活跃，出版业繁荣。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庄右铭在上海居留了5年，他知识益进，见闻日广，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庄右铭求知欲很强。抗战胜利后，他已在学校担任教职多年。经过商，结了婚，子女成群，但仍想到美国留学再读几年书。当时他已辞去教职，准备成行。后因故放弃计划。

 他好学不倦，学养之深，家中藏书万余册，暇辄与书为伍，阅读范畴包括诗词歌赋、古今史籍、历代名家学术思想论著等。

 1936年，庄右铭和几位友人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到九连山麓和平县立中学任教。他原想到山区教书，清静之暇可以读书。哪知水土不合，患上胃病。山区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胃病有恶化的趋势。因健康原因，他于1937年重返星马，先后任教于新加坡的道南学校、南洋女子中学和吉隆坡的中华中学。

 1937年至1939年，新加坡的中正中学正在积极筹备之中，庄右铭不担任筹备委员会职务，却热心帮忙，作联系、打杂之类的工作。庄右铭担任中正中学的校长，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筹委会嘱托，他绝不推辞。1940年，因闹学潮，一些教职员离职，中正中学缺乏教师，处于困难局面。在学校董事和一些教师的劝说下，庄右铭到中正中学任职，除负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兼任训导主任和图书馆主任工作。他把全幅精力都投到学校的工作上。在他的努力下，中正中学的学风好转，师生感情融洽。学生成绩优异，及格率为各校之冠。

 1942年，日本攻占新加坡。在新加坡沦陷前夕的危急时刻，庄右铭不忍中正中学长期辛苦积累起来的藏书毁于兵灾，不顾个人的危险，把珍贵图书1万多册，成套成套地转移，寄存在光明山普觉寺，收藏在大殿内。抗战胜利后，中正复校，这些藏书重见天日，成了无价珍品。

 抗战期间，因生活所迫，庄右铭和朋友合伙，在吉隆坡开一杂货店，杂货店收入不错，比当教师入息多。但抗战胜利后，为了中正中学的复校工作，他毅然放弃吉隆坡的生意，返回新加坡，担任教职。这一义举，倍受师生敬重。

 那时庄右铭已有家室并有儿女。他们都在吉隆坡，他独自一人来到新加坡，为中正中学复校奔波。他雇工修茸倾倒墙壁，破漏屋顶装修粉刷。以低价买入一些旧餐桌，一分为二，作为课桌；搬回转移的图书。在他和其他师生的努力下，中正中学于抗战胜利第二年便复校。复办后，庄右铭仍担任以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但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他的工作更加繁重，可是薪金却很低。仍坚持在校工作到1949年拟赴美留学为止。1950年，他任该校董事部秘书，直到1984年，历时34年。1984年，因年事已高卸弃秘书职务，但仍任董事。先生与学校、与教育的联系一直保持不断。

 庄右铭一生三次从商，都是生计所迫。第一次是在南渡之初，生活无着，开始学生意；第二次是日本统治时候，学校关门，为挣钱糊口，开店经营；第三次是他辞去教职，拟往美国留学生变，一方面是教职已经辞退，另一方面因子女多，靠教书为生实有困难，因而重操旧业。

 1949年，庄右铭转入商界。最初从事建筑业，继而扩展房地产，1958年，又投资树胶业，在马来西亚创办宗兴树胶厂私人有限公司。1966年，又与友人合作，在马来西亚开垦油棕种植园，成立东方油棕园有限公司，自己担任董事。1984年，购置地皮，组织PROPLAN私人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主席。庄右铭拥有大夏私人有限公司、庄佑铭私人有限公司、庄氏实业私人有限公司、信孚高科技机构有限公司，信孚实业私人有限公司，信孚贸易私人有限公司，国际控制系统私人有限公司，雪兰莪州巴生县宗兴树胶厂有限公司，彭亨州马兰地区东方油棕种植有限公司等众多企业。

 庄右铭有一套企业管理哲学，这就是肯定人性的管理哲学，他坚持诚、信、义、和原则，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重视员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要求，使每个员工都有企业精神和荣誉感和责任心。每个员工都为企业尽力，他的企业就能长足的进步和不断的发展。“诚”、“仁”精神的发挥，成就了他成为遐迩闻名的企业家。

 在华侨先驱人物中，庄佑铭先生最令世人所羡慕的是其养育的子女。庄佑铭夫妇养育九位子女，获九硕士，四博士学位。

 庄右铭好友新加坡教育家邱新民先生所言：“读儒林外史，说杜仪家，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传为佳话，如要编新加坡的儒林史，庄佑铭一家都是俊彦，拿博士如摘瓜，试问儒林中有多少这样人家？所以我要脱口喊道：盛哉！庄右铭一家。” 

 庄右铭先生幼失怙恃，家贫；而他天资聪颖，有志于学。由于自己年少时的坎坷，有成就时，特别重视对孩子的培养。先生伉俪皆受华文教育，爱护中华文化，九位子女的中学教育都就读于华校，其中六位就读中正中学，华中两位，立化一位，所以他们平日书信来往用华文书写。其九位子女，在学时日常媒介语是英语，而在家庭中虽然华英混合，但习惯上却以母语的华语及闽南语交谈，如果要说他们不忘本有民族自尊是可以的。试问新加坡受英语文教育的人家，能像庄右铭先生的能有几家？庄右铭先生伉俪是对负责任又开明的父母，他们子女都能体贴父母的心意，努力向上，学有擅长、各有所事，所以说“一家俊彦”名符其实。

 庄佑铭先生亦商亦文、从教从商，业可变换，展卷求真、学养博深。其学宗宋儒浙东学派，运用辨证逻辑思想，阐述儒家义理、禅宗佛学及老庄等哲学观点，强调海外儒家应以浙东学派思想论断为依归，理论与实践立场一贯。与时俱进，去芜存菁，虽崇其学而去其“不”学。创建并亲任首届新加坡儒商学会会长及新加坡国际儒学会顾问等，崇为儒商代表。

 先生诗文亦佳，著有《庄右铭文集》、《涛声楼诗集》。其吟赋得诗，步韵唱和，受侪辈赞赏。先生写第一首诗，是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昭和天下皇下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消息传来，先生兴奋激昂，率而吟赋一律为纪念，诗中尽显庄右铭先生的家国情怀。

一纸降书电驰至，普于同庆息干戈。

残留倭屐血痕迹，拘禁罪枭鸭巢窠。

惨睹河山荆棘后，剧怜百姓饥馑过。

春秋正史应明鉴，逆转乾坤贻祸多。

 庄佑铭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情系桑梓。在新加坡，倡设庄氏公会和惠安公会奖学基金会；参与筹建中正中学、南洋大学。在家乡，捐建泉港一中“和熹堂”大礼堂、山腰中心小学萃照教学楼、涛声馆、电教室；助建泉港二中旅星教学楼、山腰中心小学马星教学楼、惠北华侨医院、山腰侨联大厦、惠安科山馆、庄应祯祠、文庙等；捐助暨南大学、泉州黎明大学等；参与设立面前山助学基金会，捐资金额逾四百多万元人民币。获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  （陈凤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