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春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慈善事业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慈善事业，着力推动慈善法治化进程。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慈善法》，为我国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法治慈善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明确把慈善作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开展《慈善法》执法检查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栗战书委员长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对执法检查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将执法检查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01 紧扣法律规定和慈善事业特点开展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张春贤、白玛赤林担任组长，社会委主任委员何毅亭任副组长。7月17日，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栗战书委员长批示精神，听取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9个部门汇报。8月至9月，检查组分3个小组，赴宁夏、浙江、辽宁、山西、陕西等5个省(区)开展检查，委托北京、黑龙江、安徽、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7个省(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自查，共邀请45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实地检查，以视频方式听取16位提出相关议案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意见。9月21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检查工作，研究讨论报告。执法检查过程中，坚持根据法律重点和慈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

        一是坚持普遍调查和重点检查相统一。针对慈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特点，着力做到全面听取意见和重点深入检查。广覆盖：委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慈善公益报，对全媒体平台5039个用户和慈善会系统进行民意调查；开设专门微信公众号，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6375条。抓重点：检查组对20多个慈善组织进行实地检查；召开8次视频会议，与来自13个省(区、市)的62个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进行深度交流；先后到山东、河北等地6个基层慈善组织蹲点调研。

       二是坚持监督工作和立法工作相协调。针对慈善事业联接延伸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的特点，统筹推进相关立法和监督。在监督方面，与常委会对国务院社会救助工作的跟踪监督以及关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专题调研相互配合，在一年之内，对社会保障的三大领域实现接续监督。在立法方面，不仅注重检查《慈善法》需要完善的内容，还与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联动，调研慈善应急机制，把执法检查和法律完善相结合，实现立法与监督协同发力，一体推进。

       三是坚持专业评估和数据分析相结合。针对《慈善法》制定以来，慈善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现实，加强第三方评估和统计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检查组成员带头学习研究法律，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形成综合性理论文章；联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形成14篇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对法律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在统计分析方面，对280多个设区的市进行统计，获得1500余组数据。使用现代统计分析工具，以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对民意调查数据进行科学处理。

02 慈善法实施促进慈善事业稳步发展

      《慈善法》共12章112条。其中，有12条属于解释性条款，内容为概念定义和情况说明；有100条包含明确的法律责任、工作要求或者指导意见。法律制定后，中央和地方共出台400余份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基本涵盖了慈善组织认定登记、公开募捐、慈善信托、活动支出、信用管理、志愿服务、信息公开和财产保值增值等主要环节。其中，国务院制定了《志愿服务条例》；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14项配套政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北京等先后制定了地方性慈善法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专门政策，促进慈善力量参与防控。

从执法检查看，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以及慈善组织，重视法律实施，主要条款和硬性规定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有效提高了认识，形成了氛围，规范了行为，维护了权益，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思想理念、法治建设和实践效果达到了新高度。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

     （一）慈善意识更加普及

       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法律实施，全国涌现出一批慈善城市、品牌项目、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民政部组织开展了11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牵头举办了8届“中国慈善展览会”。其中，宁夏率先实现慈善城市全覆盖；山西创办全国首家以慈善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院；江苏建设了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过现金或者实物，人人行善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同时，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有关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和促进发展、慈善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慈善的观念基本建立起来。

     （二）慈善力量有序增长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7169个。此外，还有大量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从事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蓬勃发展。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仅腾讯“99公益日”，2020年互动人次高达18.99亿，募得善款30.44亿元。同时，慈善信托从零起步，截至6月30日，增长到420单，合同金额达32.58亿元，其中，浙江备案慈善信托50单，资金10.18亿元，单数和资金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三）慈善服务迅速发展

       慈善服务专业化、规模化趋势明显，志愿服务增长较快。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1.72亿人，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39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1.9亿小时。调查显示，71.3%的受访者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浙江登记志愿服务组织1093家，注册志愿者105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5.6%。山西等省份将社会救助、扶贫济困等慈善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四）慈善活动逐步规范

      2016年以来，各级民政部门对3041家慈善组织开展了抽查、审计等日常监管工作累计15480次；对279家慈善组织进行了执法监督，立案154家，行政处罚105家，重点加强募捐监管、查处违法案件，慈善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不断提升慈善公开透明程度，建设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辽宁在民政官方网站开设信息发布专栏，接受社会监督。陕西推动慈善标准化建设，制定“慈善社区创建评价方法”。

      （五）慈善创新日益丰富

       慈善事业覆盖面大、联系广泛，有跨界融合发展的优势。近年来，在项目设计、运营模式、增值方式等方面，慈善创新不断增多。广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批示，以连锁餐饮企业为依托，打造“食物银行”，将每日结余食物以慈善的形式免费分享给有需要的居民。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创建“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通过对冲风险破解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六）慈善功能有效发挥

       慈善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优抚、救助灾害、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大战略任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中作出重要贡献。2019年，全国慈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近500亿元。“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始终排在捐赠净流入的前列。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以贫困县为重点，对宁夏所有考上大学的学生全覆盖资助，9年累计投入22.83亿元。截至6月底，全国各级慈善组织共接受社会各界抗疫捐款396.27亿元，抗疫急需物资10.9亿件，捐赠款物(含物资折价)接近各级财政抗疫总投入资金的四分之一。

03 慈善法实施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制定《慈善法》的目的是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通过执法检查我们体会到，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发展晚、底子薄、规模小和各方面原因，目前，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与社会财富量级、第三次分配的地位不相匹配，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效能还需进一步激发。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

       （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主要问题

       《慈善法》规定的6类慈善活动，包括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慈善法》实施以来接受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考验。

       1．应急机制。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作用，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但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没有相关规定。在新冠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下，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共享和管理平台、物资储备和资源调度机制，导致运行效率低，信息披露不及时、捐赠款物处置迟缓、志愿服务统筹不够等情况。

       2．信息公开。《慈善法》第8章共8条，详细规范信息公开，提出“真实、完整、及时”的标准。由于慈善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偏低，对捐赠人特别是网络捐赠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导致信息公开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过高，存在公开不及时、不完整、有纰漏等问题。在“慈善中国”平台上，很多慈善组织并未按要求公布机构章程、成员、年报、等级评估等信息。《慈善法》第42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财产管理使用情况。调查显示，68.7%的受访者认为不理想。另外，国家层面缺乏集中统一的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体系，制度和标准尚不健全，导致现有数据不能真实反映慈善情况。

       3．志愿服务。《慈善法》第68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为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提供必要条件，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志愿者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生力军。但目前没有将志愿服务纳入重大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疫情初期，对志愿服务缺乏统筹协调，志愿服务组织和个人大多是自发地、分散地、随机性地参与抗疫工作，既无必要的物资保障和安全防护，也无规范系统的指导和统筹协调，志愿服务的应有作用没有最大化。另外，常态下的志愿服务，也缺少国家层面的表彰奖励，制度性激励不足，缺乏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4．法律宣传。调查显示，83%的受访者表示对慈善法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由于法律宣传不到位，新冠肺炎疫情中，部分群众对慈善事业的合法操作有误解。《慈善法》明确规定，捐赠的实物不易储存、运输或者难以直接用于慈善目的的，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疫情中，一些捐赠的物品在变卖时遭到网民的不理解甚至强烈抨击。同时，部分行政部门和慈善组织，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偏差，知慈善而不知慈善法，依法行善、依法治善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彻底

      《慈善法》第9章共15条，规定了信息提供、活动指导、税费优惠、建设用地、金融政策、购买服务、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10多类促进措施。部分法律制度在细化为具体政策、转化为慈善促进措施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1．精神鼓励。虽然社会整体慈善意识提高，但是对部分慈善家、慈善项目，社会上普遍存在期望值高、宽容度低，往往不分是非，群起而攻之，让一些慈善人士献了爱心又伤心落泪。慈善组织普遍反映，对慈善行为的表彰力度不够，大多数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等只能通过感谢信等方式予以答谢，《慈善法》规定的国家层面的表彰制度尚未完全落实，其他层级的表彰激励也不够完善，不利于扩大影响、营造行善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2．政策支持。一方面，民政、财政、税务等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激励优惠政策，明确了延长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效期限，改进了慈善组织获得资格的条件和程序，实行了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捐赠的鼓励，放宽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条件等。但是部分政策刚刚出台，有些慈善组织和基层主管部门宣传学习不到位，掌握还不够精准。另一方面，慈善法规定的金融、土地、慈善信托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尚未进一步明确。慈善信托受托人出具捐赠票据困难，相关税收优惠制度难以落实。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支持慈善组织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较少，且没有享受特殊税收优惠。

       3．队伍建设。《慈善法》第88条规定，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当前，慈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亟需进一步健全。高等院校主要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开设慈善相关课程，但相关专业学生较少从事慈善工作。2012年，有的大学创办国内首个公益慈善管理专业，自2020年起不再招生，慈善专业学历教育举步维艰。当前，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社会认同度低，职业评价体系不健全，限薪政策阻碍了慈善行业吸引和留住高级管理人才。检查过程中，100余家慈善组织有三分之一员工流动性较强，连续任职超过3年的员工数量比例低于50%。

      （三）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慈善组织既是慈善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慈善法规制的主要对象。《慈善法》第2章共13条，对慈善组织的宗旨、章程、设立条件、内部治理等进行规范。目前，慈善组织的质量、数量、结构等与立法预期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1．慈善组织公信力有待提升。慈善公信力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2011年6月涉及慈善的个别事件曝光后，7月全国社会捐款环比下降50%，凸显了信任受损的伤害。《慈善法》制定后，失信失序事件有所减少，但社会各界对慈善的信心仍处于低位。调查显示，当前慈善行业公信力一般。2018年和2019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GDP保持稳健增长，但慈善捐赠总量停滞不前，慈善组织公信力偏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2．慈善组织培育有待加强。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超过87万个，慈善组织占比不足百分之一，部分县级民政部门尚未受理过慈善组织登记认定。2017年至2019年，新登记设立的慈善组织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方面，慈善组织所享受的政策“含金量”不高，慈善组织获得政策优惠力度与一般社会组织没有明显差别。因此，没有出现“雨后春笋”的局面。另一方面，《慈善法》实施后新设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创立之初没有登记为慈善组织，之后也无法认定为慈善组织。这对培育慈善组织形成了一定阻碍。

       3．慈善组织结构有待优化。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还没有完全形成梯次分工、协调合作的格局。枢纽型慈善组织：中枢作用发挥不够，统筹协调能力不足。一般慈善组织：存在专业趋同化、项目同质化，主要集中在扶贫、助学等领域，特殊群体救助、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社会普遍关注领域有待加强。基层慈善组织：由于大部分没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公开募捐资格，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基本靠发起人支撑，生存困难。

      （四）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

      《慈善法》第10章共6条对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在监督、检查、指导慈善活动方面的权利和责任作出规范。

       1．监管力量不足。2019年，民政部设立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各级民政部门也参照设立了专门负责慈善工作的内部机构，但是普遍缺人少编。《慈善法》第94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或者调查时，检查人员或者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调查通知书。实际运行中，省级慈善监管和执法工作机构平均不到4人，有些地市级、县级甚至没有专人负责，无法达到法律要求。

       2．监督力度不够。《慈善法》第33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当前，部分慈善组织存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个别存在侵占慈善财产等现象。法律实施四年多来，全国31个省(区、市)很少依据《慈善法》实施行政处罚，大部分设区的市四年来一直是“零处罚”。检查发现，部分基层主管部门行政监督不到位。

       3．监管制约过度。《慈善法》第12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开展慈善活动。在监管工作中，对大型慈善组织监管偏严，对小型慈善组织监管较为宽松；存在着要求偏多，指导服务不够的现象。慈善组织的章程、负责人任期年龄以70岁为上限等方面规定，与慈善组织自治要求不相一致，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4．行业自律薄弱。《慈善法》第96条规定，慈善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目前，慈善行业组织自律亟待加强，行业组织自律措施有限，行业标准制定工作落后于实践需要，存在调整范围窄、内容规定粗、制约机制少等问题。行业评估范围和规模依然较小，尚未有效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规范的效能。

      （五）互联网衍生的慈善新挑战

      《慈善法》第23、27、41、88、101条，对以网络为平台和媒介进行的募捐、捐赠和宣传进行了规范，主要是将网络与广播、电视、报刊、电信并列作为一种信息传输渠道，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支付场所和生活场景，对新问题的规范不足。

       1．网络募捐。2016年以来民政部先后两批遴选指定共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网络筹款已成为公开募捐的主要途径。有慈善组织反映，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对慈善项目的执行成本、管理费用等要求比法律法规更加严格，限制了募捐渠道；个别互联网平台收取委托费用且比例过高，影响了实际筹款效果。

       2．个人求助。《慈善法》第110条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随着互联网普及，互助行为从村街社区的地理范围、亲朋同事的人际范围，延伸到每一个网络用户。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数量超过9亿。与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相比，个人求助依靠社交媒体快速传播，更容易触及群众，有额小量大的特点。目前，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相关的管理规定不够完善，存在管理漏洞，个别案例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江苏省慈善条例》已经对个人求助进行探索性规范，《慈善法》也有必要填补空白。

      另外，除了慈善组织、行政部门、网络平台等方面的问题，也存在部分受益人信息失真、为争取救济虚报伪造信息，少数捐赠人恶意捐赠等问题。

04 以法治方式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慈善是法治和德治的综合体。要总结法律实施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做法，反思短板不足，有针对性加以改进，确保实现慈善立法目的，发挥慈善事业功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更大贡献。

     （一）以丰富拓展慈善服务实践为主要方式，推动法律普及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慈善中积累道德”。慈善活动是最好的普法载体。通过把“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作为评价参考，把“是否了解慈善法内容”“当前慈善发展环境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越积极，对慈善法越了解，对当前的慈善发展环境评价越高。事实证明，参与慈善服务是普及《慈善法》的有效方式。

       结合即将制定的八五普法规划(2021—2025)，充分利用“中华慈善日”等契机，突出执法部门和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发挥慈善组织和新媒体优势，开展丰富的法律宣传、文化建设和慈善实践活动。加大对志愿服务的制度性激励，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统筹协调、组织指导、政策保障，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正能量。鼓励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实践，在青年一代培养树立法治慈善、道德实践的观念。

       （二）以发挥慈善事业的最大功效为主要目标，推动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培育慈善组织。打造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声望、较强专业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合理梯次分工的现代慈善组织。发展枢纽型慈善组织，发挥基金会、慈善总会、红十字会骨干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引导社区慈善与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群众自治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积极培育慈善行业组织，加强行业统筹、行业联动、行业自律机制。

       加强精准慈善。树立精准慈善意识，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使项目聚焦到困难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地方。拓展慈善领域，重点发展特殊群体救助、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符合发展大局和发展趋势的项目。改进慈善项目绩效评价制度，鼓励慈善项目差异化。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慈善大数据平台，促进慈善捐赠和救助数据共享，为“精准慈善”提供数据支持。

      健全综合监管体系。加强民政部门慈善工作力量，强化部门合作、部门协调，提升信息化、数字化监管水平，发挥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优势，探索建立多功能、分级赋权的慈善信息化管理系统。借鉴浙江“最多跑一次”和网上办事经验，推进慈善组织信息一码披露、慈善项目一码展示、慈善需求一码发布。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和信用制度，将捐赠行为纳入法人单位、社会公民征信体系。建立健全慈善行政指导机制、分类管理制度，区别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慈善组织，制定不同的监管政策。严格落实对欺诈、骗捐、侵占慈善财产等行为的处罚，保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

      完善促进支持举措。落实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用地、金融等支持政策。积极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支持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探索大专院校与行业组织、慈善组织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的发展模式。完善慈善从业人员的职业评价体系，拓宽职业晋升渠道和发展空间。建立符合法定要求、市场规律且具备激励作用的阶梯式薪酬待遇标准，解决慈善从业人员薪酬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提升慈善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打造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慈善人才队伍。

      （三）以解决新趋势下的新问题为主要内容，推动法律法规修改完善

        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策。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为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和内部治理提供具体依据。修改《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推动慈善组织评估与政策优惠挂钩。修改《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增加网络募捐相关内容。在《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保障慈善组织、捐赠人应享尽享，解决慈善信托等专项领域税收优惠难题。

       适时修改慈善法。明确慈善工作部门协调机制。增加网络慈善专章，系统规范网络慈善的定义边界、募捐办法、法律责任，明确个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强平台责任、审查甄别、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和责任追溯。结合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健全慈善应急机制，明确将社会力量纳入各类应急预案，明确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法律保障。完善慈善组织登记和认定制度，建立动态认定和退出机制。明确公开募捐资格的取消、退出情形和程序。合理调整慈善组织支出标准和管理费用等。注重与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