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的合作结盟，看起来是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这个结盟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权是主动方，士大夫是被动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端赖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原因并非取决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气象万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见，认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为本的形而上义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会、驾驭官僚的治理术。但儒法两家，一个制度义理上过于空疏，另一个只是在统治上下细密功夫，二者都无法开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刚性的依宪治理架构。

        传统的儒家政治，并非一无可取，在几千年与王权又联合又斗争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

        然而，儒家政治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纵然设计如何完美，最终还是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三个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其未来是否有价值，全看儒家在制度上与谁结合勾兑。假如继续外儒内法，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病树开花？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儒家政治本身无抽象之好坏，就看其与谁交友结盟。倘若能够像牟宗三、唐君毅老一辈新儒家那样，在法治与民主的现代政治框架之中发挥余热，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自身之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