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观察和感受，海峡两岸的民间儒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台湾的儒教有草根气、人情味儿，安心于民间社会，关心庶民疾苦，致力于心灵秩序重建；而大陆的一些儒教徒们虽然身处民间，却沾染了江湖气与官气。这二者位置不同，其实是精神相通的：都是要当天下老大的霸气。

        研究儒教与孔庙的台湾著名学者黄进兴先生分析过，传统的孔庙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圣域，孔庙的祭祀是国家权力的展现，是一般百姓不敢进入、令人敬畏的封闭空间。许多大儒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皇帝的册封，在孔庙当中有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笔名叫“梦醒子”的儒生，做梦都想在孔庙里吃一块冷猪肉，感叹曰：“人生啊，不吃一块冷猪肉，愧为此生！”黄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对孔夫子是尊而不亲，儒教“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宗教，不是一个私人宗教；它是一个公共宗教，不是一个个人宗教”。儒教的基本性格太精英化了，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当中，儒教为了实现救世的理想，除了往国家权力的身上靠拢，别无它途。

        一般庶民百姓，天高皇帝远，之所以需要宗教，乃是为了救心，精神有依靠，命运有托付，生死有安排。佛教、道教、耶教和回教皆有此承诺，故可以成为庶民百姓个人之信仰，儒家虽然有宗教性，但毕竟是读书人的宗教，更重视现世、人文和理性。蒋庆在贵州建立阳明精舍，带领一帮弟子们苦读圣贤书，却与周边的村民们并无关系，不被当地人认同。村民们还搬走了精舍特制的瓦片，去盖了一个村里更需要的观音庙。足见如今的儒家复兴依然是少数精英折腾的圈内事，与社会底层有隔。

        这也难怪，儒家非启示性宗教，不以信为第一要务，儒家更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在知识上有所觉悟，并通过道德的实践，成为众人表率的君子和圣人。但这个知识和德性的要求太高，只能是少数读书人的理想，对一般庶民来说，他们只需要“信”，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简单的宗教仪式，获得神灵的庇护。无论是超越之神的庇护，还是简化的宗教仪式。这两点恰恰是儒家的短板，儒家要在民间改造成为耶教、佛教那样的心灵宗教，既不符合儒家的本来性格，也缺乏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空间。韩国与台湾的儒家传统保持得如此完整，至今也没有开拓出个人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何况儒家传统曾经中断过的中国大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