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山丛竹”石牌坊上的石匾（字版）不是“原刻”。据徐之霖的《自记略》说，南宋朱熹“种竹建亭”，并自题“小山丛竹”四字，但没有讲明是刻于石匾上，还是刻于木匾上。不管是石匾，还是木匾，可都是装饰于“小山丛竹”亭。到了明嘉靖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该亭，虽更名为“过化”，而朱熹题写的“小山丛竹”之匾依然装饰在此亭上，其形式不明，但可以肯定，斯时亭上之匾是石匾。如果当时该匾是将南宋时的木匾而改为石匾者，它就不能称之为“原刻”，而只能称之为仿刻；如果当时还是使用南宋时的石匾，当然它是称之为“原刻”。后来该亭“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石额没于卒伍”。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泉州通判徐之霖再次重建斯亭时，找到这方被藏匿的石匾，“循旧址而楹竖之”，即在亭口按原来的地方立柱竖之，依然是与该亭联为一体。所以，若说石匾是“原刻”者，应是立于“小山丛竹”亭（过化亭）的这一方，而不是立于现存这座石牌坊的这一方，后者应是根据前者再仿刻的。因为“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徐之霖“小山丛竹”亭重建六年后，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为了“俾人知所礼”而在五贤祠门外的通衢中另外建造的，而且当时并无把“小山丛竹”亭的石匾移嵌于“小山丛竹”石牌坊上。所以说，“小山丛竹”石牌坊的这方石匾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新仿刻的；如果说它是“小山丛竹”亭的那方“原刻”，徐之霖谅必不会在其背面镌刻他的《自为记》，否则会患有亵渎先贤之嫌。

  总而言之，“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它并非重建，而是在“小山丛竹亭”之外另行建造的；另者，嵌在此坊上的朱熹题字的石匾（字版）不是南宋时镌刻的，不能称之为“原刻”。它应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再次重新仿刻的，系清初之物。于是，现存的“小山丛竹”石牌坊应该界定在清代，而不是南宋。为了还它历史的真实，最近本人参加编制《福建省文物地图集》，已将此石牌坊列为清代建筑，尽管如此，由于它是现在泉州城内唯一保存的与南宋大理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有密切关系的建筑物，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注释：

①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泉州文物手册》“泉州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第183页。

③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3“学校一”，道光《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

④此保护碑现尚立于“小山丛竹”石牌坊之旁。

⑤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泉州文物手册》，第116页。

⑥陈允敦著《泉州名匾录》，紫禁城出版杜，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