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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贸易的舶来品 和泉州撞满怀的异域物品
来源:泉州晚报 | 作者: 吴拏云 林瀚 | 发布时间: 2018-08-22 | 32255 次浏览 | 分享到:
   在宋代,泉州可是名符其实的“大都会”,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泉州户口已达20万户以上,是全国人口超20万户的八大州郡之一。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不成比例的是,泉州耕地相对缺乏,粮食无法自给,长期“仰粟于外”。在粮食危机与就业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泉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深处——去耕耘“海田”,去发展海外贸易,成了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抉择。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的《真西山文集》由是称:“盖生齿繁而可耕之土狭,故良农寡而逐末之俗成。”正因为泉州海外贸易发展极快,所以它在历史中才有机会和“市舶司”撞了个满怀。

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曾称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如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有其塑像。

 “抽解”比例各朝不同

  市舶司(使)是我国古代唐、宋、元、明朝代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用来检查贸易船舶、征收关税、收购王室专买品、管理进出口贸易,以及处理其他对外事务。《宋史》卷167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入唐以后,泉州港逐渐兴起,是一个蕃客往来之地。唐武德年间(618年一626年),泉州海路所通的国家和地区,东至东北方有日本、高丽,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其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进口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明珠、珍珠、琉璃、乳香、熏香、玳瑁、龙脑、樟脑、胡椒、五彩羽毛等珠宝香料。不过,唐代市舶司并未设在泉州。

  泉州市舶司即福建市舶司,最早设立的时间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该机构在泉州历经北宋、南宋以及元朝,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才迁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泉州的近400年间,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也是福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据《粤海关志》所述,宋代征收进口货物税,称为“抽解”,即市舶司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所载之货,按粗细两色予以征税。粗色指一般进口货物,细色指名贵进口货物。粗色通常是抽十六分之一,细色最高抽十分之四;元初沿袭宋朝旧制,对进出口货物抽取定量实物。但为鼓励出口,曾实行双抽、单抽之法,对进口外货加倍征税(双抽),对出口土货相对减税(单抽)。据《元典章》载,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才明确了对进出口货物的征税:“令定例抽分,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七处市舶司抽粗货十五分之一”;明代市舶司只负责贡舶管理,不负责商舶管理,以朝贡贸易制度代替市舶制度,这与前代相比有很大不同。严厉的海外贸易管制和朝贡贸易制度,抑制了沿海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也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




泉州城南一带还有“明来远驿”遗址

泉州市水门巷竹街有南薰门(水门)遗址

 市舶司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机构,据《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载,主要官员有四位:长官为“市舶提举”,由转运使或转运副使等官吏兼任;下设“监官”一员,主管“抽买舶货,收支钱物”;“勾当公事”一员,主持市舶司日常事务;“监门官”一员,主管市舶库,检察库存,以防侵盗之弊。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连心豪介绍,有宋一代海外入贡十分昌盛,从入贡的国家和地区、次数及贡品的种类、数量、价值等方面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仅以《宋会要辑稿·蕃夷》中的粗略统计,海外入贡次数就达301次。贡品以香药为最,象牙、珍珠、金银器等次之。但最迟在元丰年间,入贡物已全部纳入市舶司购销业务范围之内了。可见,市舶司制度在逐步地完善。连心豪认为,宋代海外贸易的繁盛与宋政府的激励政策紧密相关,市舶司被鼓励“招纳外蕃”,甚至有诏令:“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监官推赏”。宋廷将官员在市舶管理方面的政绩作为官位提升的依据,对发展海外贸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洛阳桥的建造与泉州海外交通的大发展紧密相关,图为洛阳桥

泉州曾是王朝的聚宝盆

  在市舶司设立之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入了长期稳定的时期,蕃商来泉者众,宋政府的收入显著增加。仅香料一宗,《宋史》称:“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86780斤有奇。”市舶收入是南宋王朝财政的主要收入,市舶利润极高,宋高宗就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7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200万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一年净收入便达到了200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海外进口货物的种类也在不断攀升,光大食商货就可用琳琅满目来形容。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述道:(大食)土地所出,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鹏砂、琉璃、砗棐、珊瑚树、猫儿眼、栀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腊、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绵、异缎等。这些大食商货多数是赵汝适在泉州港见到的。宋代泉州从海外各国输入的货物达400种以上,主要为五类:宝货、药物、布帛、杂货和香料。在进口货物中,为数最多的是香料和药物。

  出口的货物在海外深受欢迎,除了众所周知的丝织品、陶瓷外,还有银铜铁器等。中国的铁器正是通过泉州等港口销往大食的。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在《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中称,宋元时期泉州的矿冶业以铁矿的开采和冶炼最为发达。宋时各县俱产铁砂,置冶煮炼,其中尤以安溪青阳(亦称清洋)冶铁场最为重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庆历五年(1045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清洋铁场》:“清洋铁场,在龙兴里(今尚卿乡)。宋熙宁年(1068—1077年)开,今闭。”宋淳熙年间梁克家主修的《三山志》,曾对冶炼法有简要的说明:“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又以作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钢铁”。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朝廷在福州设立地方军事作坊“作院”,后拓充为“都作院”,内设十一作,大量使用钢铁制造兵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福建钢铁冶炼业向高层次迈进的作用。此外,灌钢还开始用于制造农具,使钢刃农具逐步得到应用,从而对荒地的垦辟和田土的深耕细作起到重要作用。宋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安溪有用“铁瓦盖屋”的,可以想象当时铁制品使用之广泛。泉州冶银则主要集中在安溪龙崇银场。与矿冶业有关的各种金属铸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品远销海外,是泉州重要利源之一。

  《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元代泉州外销商品达90多种,总的来看,输出品以衣料为最多,日用品和食用品等次之。元代进口商品中,香药类数量最大,其次是衣料类、宝货类、食品类及各种杂货。在衣料上,除宋代进口的品类外,还有八丹布、巫崙布、柔布、苾布、阇婆布、八都剌布、八节那间布、西洋布、麻逸布、占城布、甘理布等。宝货品类之多,也跟宋代一样,其他如波罗蜜、万年枣等食品,以及出自通商各国的土产,货色繁多,难以枚举。明代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后,泉州港逐步走向衰落,海外进出口贸易繁华不在。

  异域物产输入国内

  古时,货物在港口进出的同时,国内外物产也在相应地双向流通着。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员林瀚称,一些古人难得一见的异域物产,就曾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至泉州港。虽然这些物产未必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是在当时仍属罕见。而在成百上千年后,它们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存在物,如茉莉、指甲花、无花果、水仙、芦荟等。

  茉莉,亦作末利、没利、抹利、抹丽,原产于西域,中心产区在波斯湾附近,主要分布在伊朗、埃及、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均有栽培。我国也有栽种,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描述是在《南方草木状》中所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茉莉花的引种路线,大致为唐初之前由海上丝绸之路移植南海,五代时传到福建,在泉南、漳北一带颇为兴盛。曾于宋乾道年间担任泉州知州的王十朋就有诗句“没利名嘉花亦嘉,远从佛国到中华。”宋人张邦基在《闽广茉莉说》中也写道:“闽广多异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为众花之冠。岭外人或云抹丽,谓能掩众花也,至暮则尤香。今闽人以陶盎种之,转海而来,浙中人家以为嘉玩。”

  指甲花,因其花头、翅、尾翘然如凤状,故学名又称为凤仙花。在中东、印度等地被称为“海蒳”。其原产于波斯,在地中海东岸一带也十分常见,埃及人很早就用花汁来染手指,此后希伯来人、叙利亚人则用它来制作花环。指甲花于唐代即已传入中国。历史上,阿拉伯人很早就开始种植指甲花,尤其是阿拉伯女子喜欢用它的汁液来染指甲和修饰自己。在阿拉伯人的传统婚礼中,进洞房之前还有一个夜晚被称为“染指甲之夜”。元人陆琇卿在《醉花阴》中也有“曲阑凤子花开后,捣入金盆瘦。银甲暂教除,染上春纤,一夜深红透”的词句。宋代大量的阿拉伯商人来到泉州进行商贸活动,也将这一植物带入泉州。

  无花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分布在土耳其至阿富汗一带。至迟在唐代时已传入中国,唐人称无花果为“阿驿”。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阿驿,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珍。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椑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椑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宋代无花果引种更广,并出现了“无花果”的名字:“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

  水仙,又被称为凌波仙子、金盏银台、落神香妃、玉玲珑,是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波斯湾地区,于唐代传入我国。段成式《酉阳杂俎》对之曾有过如此描述∶“奈柢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因其鳞茎形状颇似洋葱、大蒜,宋人又称之为“天葱”。

  芦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最早利用芦荟的地区是西亚、北非,《诸蕃志》称芦荟“出大食奴发国”。在我国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芦荟记载的是隋末唐初的《药性本草》。宋朝的《开宝本草》《图经本草》《政和本草》中都对芦荟做了记载,有的还是图文并茂。史学界普遍认为,宋时,芦荟被商船从中亚运至东南亚,从东南亚再载至中国南方,而后不断地蔓延、繁殖,形成了今天分布于我国南方的华芦荟。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收录了芦荟,当时芦荟药用价值已经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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