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各有各的价值轴心，只要不越界筑路，都是合理的。问题出在当今社会之中，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将市场与权力的原则扩大运用到生活世界，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充满了去人格、去情感、去伦理的功利气味，不是等级性的权力宰制，就是市场交易的金钱挂帅。在中国，还有相反的情形，即生活世界对系统世界的反向殖民化。儒家作为生活世界的伦理原则，侵入到市场空间和政治领域之中，在平等的契约空间中拉关系，在严肃的法治秩序中讲人情，这是儒家不守本分的僭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21世纪的今天，系统世界越来越全球化、普适化，那是文明的天下；而生活世界不同，它是文化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理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文明是普适的，文化是特殊的。儒家之所以对于中国很重要，乃是中国人不仅生活在由普适文明所主导的系统世界，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个性的生活世界。“历史的终结”对于系统世界来说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将生活世界也一并终结了，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儒家，需要一个有谨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

        未来的中国文化秩序，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政治文化层面，涉及何为公共政治秩序中的正当，何为公共的政治之善，自由主义将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也将贡献各自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公共伦理层面，涉及何为公共的伦理之善，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这将是作为“文教”的儒家的地盘，而伦理自由主义与各种宗教传统也将补充其间。第三个层面是个人的心灵层面，涉及何为德性、何为现世生活的意义、如何超越生死、获得救赎或得救，这将是包括儒道佛耶回在内各种宗教的多元空间，中国特有的多神教传统将让国人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甚至兼容并包，多教合一。

        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