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我始终牢记：我是一个兵，不忘“我为祖国守蓝天”的初心。我和我的战友是前世有缘，今生有情；在共同战斗和生活的峥嵘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了生死之交的战友，成了相互可信赖可托付的好兄弟。

离开部队几十年了，当年的风华少年早已两鬓苍白，青春不在；有几十年的离别，就有几十年的思念，当我们有生之年，能有幸再重逢时，彼此立正，敬礼！握着对方依旧孔武有力的双手，依然是那么的亲密无间，那么的战友情深，那么的热血沸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造成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单方撕毁与我国合作的相关协议，撤走专家，终止一切援助，并陈兵百万于边境，剑拔弩张。与此同时，南方诸国蠢蠢欲动，准备对我国实施南北合围夹击；国内正值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全国性的民众饥荒严重，内忧外患。为防止外敌入侵，党中央决定迅速更新部队装备，征招在校高二和大专即将毕业的学生入伍，尽快掌握新式武器的应用，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1961年，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上高二的我，和同学们响应国家号召，一起终止了未完成的高中学业，应征入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8月，我在上海江湾机场新兵训练营，参加了入伍教育集训；9月，被选送空军武汉雷达学校进行雷达操纵员培训，任第十三中队2区队4班班长，从此我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日夜不停地学习演练，力争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学生兵成为一名合格的雷达战士；我们利用手中的现代化雷达装备，在驻防区布下了一道道捕捉空中飞贼的恢恢天网。

那时，台海局势极为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组织军事反攻,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美国为布局全球战略，也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于是，美国出钱提供飞机，蒋介石出人提供兵力，联合对我国大陆沿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和大西北原子弹研发基地进行频繁的侦察活动，尽可能地收集情报。

1962年7月，我从空军武汉雷达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南京空军青峰山雷达站服役，也正是台湾海峽上空战云密布，处于侦察和反侦察斗争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台湾空军的美制高空侦察机U—2和低空侦察机P—2V，分别在白天、黑夜对祖国大陆战略纵深和战略要地进行轮翻侦察袭扰，我方的所有雷达兵和防空作战部队均处于高度战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