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丛竹”石牌坊，耸立于泉州旧城区北门模范巷，即在今泉州市第三医院内。清道光《晋江县志》将它列为“宋坊”①；1983年1月，泉州市（小市)人民政府以“朱熹小山丛竹坊”之名公布为第二批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年代界定为“南宋”②。这座石碑坊是与南宋大理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是否为“宋坊”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准确地显示出这座石牌坊的文物价值，以免以讹传讹。

  “小山丛竹”石牌坊，座南向北，系由花岗岩石构筑，属冲天式，为两柱一间，高3.70米、面宽3.75米，颇为简朴大方。其两柱上端饰以葫芦形顶，两柱间仅横架两条额枋，在两条额枋中间嵌有一方长方形辉绿岩石字版（石匾额)：正面阴刻朱熹手书行楷“小山丛竹”四个繁体大字，横幅式，字径27×25厘米，落款“晦翁书”三个行楷繁体小字，阴刻竖排；背面阴刻徐之霖题写的楷书《自为记》，可惜字迹已漫漶不清。

  幸喜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晋江县志》在介绍小山丛竹书院的条目中都录有徐之霖的《自记略》③，为研究“小山丛竹”石牌坊的来历和判断它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现抄录于下：

  郡治东北有高阜地，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诸此。宋徽国文公朱夫子，种竹建亭讲学其中，自题曰“小山丛竹”，固胜迹也。历久倾圮，修复阙人。明嘉靖间，通判陈公尧典重构斯亭，更名“过化”，且镂夫子遗像以崇祀之。后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石额没于卒伍，像则碎而为三，委置五贤祠壁隙，亵渎先贤不亦甚软！岁甲成予判是郡，访求夫子遗迹，吴子方皋为予历历言之，偕往省视，茂草绵芊，几莫能判，虽寸椽片砾亦荡然无存矣。窃不自揣，锐矢兴复，仅节一岁所支俸钱，于乙亥之秋龙材而经始焉。寻复穷诘石额，所往藏者知不能隐，乃得还归故物，为循旧址而楹竖之，躬亲指划，虽寒暑弗避。亭既成，于五贤祠壁移夫子石刻像，召匠补辍，祀于亭中。己卯秋，泉士之登乡荐者数倍往昔。又一载，予思非另建讲堂不足以广夫子佑启之遗爱，乃向提台王公于亭左乞闲旷地开辟营造，阅岁而成。以“诚正”名堂者，盖扶夫子心学之渊源也。亭之后构书屋，前后六间，为士子藏修息游之所，额曰“瞻紫”。右畔筑六角小亭，检化残简，额曰“敬字”，前后围列，森玉滴翠盈阶。祠门之外仍竖坊表于通衢，俾人知所礼。

  从徐之霖的记载来看，这座“小山丛竹”石牌坊的出现是与南宋大理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曾在这个地方“种竹建亭讲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大概是受清道光《晋江县志》将此坊列为“宋坊”的影响，于是近人对亭与坊两者的关系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1984年6月泉州市（小市）人民政府竖立的文物保护碑曰：“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任泉州同安主簿数年间在闽南一带倡导学风，一时从者如云，至有‘清源别派’之称。后人思惠，即在其‘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之外，以朱熹手书刻石立坊以记。”④此保护碑所言，“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后人思惠”而在朱熹“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之处”（即“小山丛竹”亭)的遗址上建造，以作纪念。至于何时建造，没有具体讲明。据1983年泉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坊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其年代界定为“南宋”来看，他们也认为这座坊是南宋时建造的。

  二、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泉州文物手册》介绍“朱熹小山丛竹坊”日：“小山丛竹即‘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之处。’后圮，明嘉靖间(1522一1566年)，通判陈尧典重建，更名‘过化亭’，并携朱子像立于亭中；又于亭左、后建讲堂及书屋，前竖清康熙四十年(1701)徐子霖重建‘小山丛竹’石坊表一座。”⑤手册所言现存的“小山丛竹”石牌坊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泉州通判徐之霖重建，立于明嘉靖年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的“小山丛竹”亭（更名“过化亭”）前。于此看来，手册也是认为“小山丛竹”石牌坊原是南宋朱熹所建，与“小山丛竹”亭是联为一体。

  三、华侨大学陈允敦教授生前所著的《泉州名匾录》中介绍“小山丛竹”之匾曰：“该四字系朱熹手笔，体近行书，字径七寸余，原挂于‘小山书院’之讲堂，后移勒作为小石坊，坊高仅一丈三尺，立于泉州府城隍东北之‘过化亭’南，字法肃穆古雅。府志称：康熙四十年，石额没于卒伍，旋移匿于民居，吏穷诘之，仍得归还，为寻旧址而楹竖之。故此额确系原刻。”按陈允敦教授的说法，朱熹所书“小山丛竹”四字原应是刻在木匾上，挂于“小山书院”之讲堂，后移勒为石匾建坊竖于过化亭之南，石牌坊倒圮后，石匾丢失，到清康熙四十年(1710年)寻得石匾后又在旧址重建此坊。他所说的“小山书院”之讲堂应是指朱熹所建的“小山从竹”亭，而不是指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另建的讲堂，即“诚正堂”，否则不会认为此石匾是“原刻”。

  根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晋江县志》所载的徐之霖《自记略》来判断，上述对于“小山丛竹”石牌坊的几种说法都不尽正确，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为免于赘述，本文不逐一加以分辨，仅着重阐明以下两个问题，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

  一、现在的“小山丛竹”石牌坊不是重建，而是另建。徐之霖的《自记略》叙述得很清楚，“小山丛竹”亭与“小山丛竹”石牌坊是两座不同的建筑。他说：南宋时，朱熹所建的“小山丛竹”亭，“历久倾圮”，明嘉靖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构斯亭”，更名“过化”，后“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清康熙甲戌即三十三年(1694年)他出任泉州通判后，“锐矢兴复，仅节一岁所支俸钱”，于康熙乙亥即三十四年(1695年)又于亭左另建“诚正”讲堂，四十年(1701年)建成，还于亭后建“瞻紫”书屋，右畔筑“敬字”亭，并且在五贤祠门外“仍竖坊表于通衢，俾人知所礼”。这就是说，泉州通判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的是“过化”亭，即“小山丛竹”亭，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另建“小山丛竹”石牌坊，而且亭与坊的位置不同，没有联为一体。所以说，“小山丛竹”亭与“小山丛竹”石牌坊绝非同一建筑。现在徐之霖重建的“小山丛竹”亭已成历史的陈迹，而保存下来的则是徐之霖另建的“小山丛竹”石牌坊。

  二、“小山丛竹”石牌坊上的石匾（字版）不是“原刻”。据徐之霖的《自记略》说，南宋朱熹“种竹建亭”，并自题“小山丛竹”四字，但没有讲明是刻于石匾上，还是刻于木匾上。不管是石匾，还是木匾，可都是装饰于“小山丛竹”亭。到了明嘉靖间泉州通判陈尧典重建该亭，虽更名为“过化”，而朱熹题写的“小山丛竹”之匾依然装饰在此亭上，其形式不明，但可以肯定，斯时亭上之匾是石匾。如果当时该匾是将南宋时的木匾而改为石匾者，它就不能称之为“原刻”，而只能称之为仿刻；如果当时还是使用南宋时的石匾，当然它是称之为“原刻”。后来该亭“复为兵燹所毁，基址侵作民居，石额没于卒伍”。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泉州通判徐之霖再次重建斯亭时，找到这方被藏匿的石匾，“循旧址而楹竖之”，即在亭口按原来的地方立柱竖之，依然是与该亭联为一体。所以，若说石匾是“原刻”者，应是立于“小山丛竹”亭（过化亭）的这一方，而不是立于现存这座石牌坊的这一方，后者应是根据前者再仿刻的。因为“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徐之霖“小山丛竹”亭重建六年后，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为了“俾人知所礼”而在五贤祠门外的通衢中另外建造的，而且当时并无把“小山丛竹”亭的石匾移嵌于“小山丛竹”石牌坊上。所以说，“小山丛竹”石牌坊的这方石匾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新仿刻的；如果说它是“小山丛竹”亭的那方“原刻”，徐之霖谅必不会在其背面镌刻他的《自为记》，否则会患有亵渎先贤之嫌。

  总而言之，“小山丛竹”石牌坊是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它并非重建，而是在“小山丛竹亭”之外另行建造的；另者，嵌在此坊上的朱熹题字的石匾（字版）不是南宋时镌刻的，不能称之为“原刻”。它应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再次重新仿刻的，系清初之物。于是，现存的“小山丛竹”石牌坊应该界定在清代，而不是南宋。为了还它历史的真实，最近本人参加编制《福建省文物地图集》，已将此石牌坊列为清代建筑，尽管如此，由于它是现在泉州城内唯一保存的与南宋大理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有密切关系的建筑物，仍然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注释：

①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泉州文物手册》“泉州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第183页。

③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3“学校一”，道光《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

④此保护碑现尚立于“小山丛竹”石牌坊之旁。

⑤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泉州文物手册》，第116页。

⑥陈允敦著《泉州名匾录》，紫禁城出版杜，1995年12月出版。